数十年来这些磁带一向堆积仓库，乏人问津。直到最近哥大取得梅隆基金会的一项赞助，全面将校内各馆旧藏声响及印象文件数字化保存，我国口述史的录音带这才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凡留心我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中藏有一份“我国口述史”材料。这项作业由哥大建议，自1958年到1976年，有方案地采访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留下十六人的列传，成为近现代前史研讨的根本材料。本年（2020）五月，哥大珍本手稿图书馆口述档案部（Oral History Archives at th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完结了当年我国口述史采访录音的数字化收拾，现在音频文件已经在哥大数字图书馆网站发布，供全球研讨者运用。

  笔者在哥大肄业五年，做试验之余常到图书馆闲逛，因稍稍留心其收藏素交，访看前人遗址，于此我国口述史材料较为了解。录音收拾既成，哥大尚因疫情封校，东亚图书馆馆员知余从来关怀，特发邮件相告。笔者大喜之外，深觉录音含义严重，又念尝见国内学者涉远来访，可贵门径，故愿稍为敷叙，将我国口述史录音收拾的原委、现状、运用办法与严重含义，为诸君作一介绍。

  哥伦比亚大学与近现代我国联系匪浅，前史上许多大角色都曾在哥大肄业。1950时代往后，我国旧日许多政治与社会要人避易海表，此番又回到纽约。1957年，哥大从事东亚研讨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1908-1997）看准机遇，参照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领衔的“美国口述史”作业，酝酿展开一项“我国口述史”工程，对这些人进行记载采访。正好其时在哥大经济系任教的教授何廉，是前南开大学代校长，又曾在国民政府的中心设计局任职，交代九流，威望卓著。韦慕庭教授所以拉何廉一同，韦氏统筹学术，何氏擘画人事，纠合其时校内我国史专家，自1958年始，到1976年止，为16位重要前史见证人作出口述史及列传[1]。

  张发奎（1896-1980），1912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抗战期间历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参加淞沪、武汉、桂柳等会战。1949年任陆军总司令，旋辞去职务居住香港。1965年受访。（《张发奎口述自传》，张发奎口述；夏莲荫访谈及记载；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当代我国出书社2012）

  陈光甫（1881-1976），民国时期出名银行家，兴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委任赴美告贷。1954年往后久居台湾。1961年受访。陈氏日记分藏上海档案馆及哥大，现已收拾出书（邢建榕，李培德编注，上海书店出书社，2002），不过口述访谈材料姑且还没出书，惟邢建榕《陈光甫和陈光甫日记》等文有所介绍。

  陈立夫（1900-2001），重要政治人物，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1951年去美国，1969年往后返台湾久居，1968年受访。

  蔡增基（1890-？），1915年结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历任国民政府财务部金融办理局局长、铁道部办理司司长、国民政府建造委员会秘书长等，于铁路交通等范畴颇有奉献。蔡氏1970年受访，初将回想录交与哥大，后又承受口述访谈及函件拜访，遂有《蔡增基回想录》（My China Years，1911-1945：Practical Politics in China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Peninsula Press，1973中文版《蔡增基回想录》，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6）

  何廉（1895-1975），出名经济学家，归国后创设南开经济研讨所，倡议研讨我国经济实在的状况，并编制多种指数。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署理主任、中心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掌管经济改革。1949年今下一任哥大经济系教授，1966年受访，其口述自传已有中文译著。（《何廉回想录》，我国文史出书社，1988）

  音频2：何廉口述音频，完好版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数字图书馆网站向全球无约束揭露。这段录音为何廉议论社会科学课程应教授关乎实在日子与问题的研讨，不能仅谈及外国的浅薄情状。这与何廉后来地点南开大学“知我国，服务我国”展开政策一起。

  何廉口述。这段录音为何廉议论社会科学课程应教授关乎实在日子与问题的研讨，不能仅谈及外国的浅薄情状。这与何廉后来地点南开大学“知我国，服务我国”展开政策一起。

  胡适（1891-1962），近代出名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领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国驻美大使等。1958年受访，《胡适口述自传》名噪一时，人所共知，兹不赘述。

  黄沈亦云（1894-1971），沈秉钧之女，黄郛之妻。辛亥时组织上海女子军事团，与黄郛结婚后，随黄氏参加很多政治活动，闻见颇多，亦富争议。1950年往后赴美。1962年受访，其《亦云回想》由唐德刚帮忙收拾，触及家世、老公及个人之日子（列传文学出书社1971；岳麓书社2017），不过口述内容亦有不同，出书时即已声明。

  顾维钧（1888-1985），出名交际家，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结业后，归国从事交际作业，到会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旧金山会议等，1957年今下一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院长。顾氏回想录篇幅极巨，且具有极端严重史料价值。英文稿达一万一千页，持续十六年之久（1960-1976），中译著十二巨册出书后引发热潮，亦久为学界所熟知。

  孔祥熙（1880-1967），近代出名银行家、政治家，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主办国民政府财务。1948年赴美久居，1958年受访。

  李汉魂（1894-1967），国民革命军时期即在张发奎麾下，抗战期间任六十四军军长，因打败土肥原部受勋。1949年任参军长，后随李宗仁赴美国。1962年受访。

  李璜（1895-1991），前史学家、政治家。宣扬国家主义，创我国青年党，九一八事变后建议并参加长城抗战等抗日活动。1949年往后久居香港。1972受访，其《学钝室回想录》（列传文学出书社，1978）早已出书，然口述材料尚未经具体发掘。

  李书华（1889-1979），出名物理学家、科技史学家、教育家，先下一任中法大学校长、北平大学区校长、教育部长等。1961年受访。其《李书华自述》（湖南教育出书社，2009）为其在台湾《列传文学》杂志宣布之文章选集。

  音频3：李书华口述音频，完好版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数字图书馆网站向全球无约束揭露。李书华批判我国许多事情上面交给下面敷衍，好坏下面担任，教育上的大学区准则如此，东北沦亡也如此。

  李书华口述。李书华认为旧时我国的一个弊端，是许多事情上面交给下面敷衍，好坏下面担任，教育上的大学区准则如此，东北沦亡也如此。

  李宗仁（1891-1969），桂系领袖，抗战期间指挥徐海会战。1948-49年中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旋去职赴美，1965年回来北京久居。1961年受访，由唐德刚收拾之《李宗仁回想录》，亦久为人所共知。

  蒋廷黻（1895-1965），哥伦比亚大学前史学博士，归国下一任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犹以近代交际史研讨出名。后与胡适创建《独立谈论》，出任我国驻苏联大使、行政院政务处长等。1965年受访，其口述回想现已中译出书。（列传文学出书社，1979；岳麓书社，2003）

  左舜生（1893-1969），与李璜同为我国青年党领袖、与蒋廷黻同为我国近代史研讨名家。早年与等人建议少年我国学会，长时间倡议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9年今下一任教香港新亚书院等校，1961年受访。

  吴国桢（1903-1984），周恩来南开中学时期同窗，任国民政府交际部政务次长、中心宣扬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等职。1962年受访，其口述内容已译为中文。（《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 吴国桢口述回想 1946-1953》，上海人民出书社，1999）

  我国口述史工程采访时，中英文兼用，由录音机现场录音，然后转写翻译成英文文字稿，由作业人员与受访者一道重复修订。哥大还鼓舞受访者捐出一些档案材料，作为口述史的弥补，所藏亦洋洋大观。现在，我国口述史的英文打印清稿（transcript）与档案（archive）都收藏在哥大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六楼的善本手稿馆（Rare Books & Manuscript Library）中。各界人士不管是不是在哥大肄业作业，均可在哥大图书馆网站（）以受访人名字加“Chinese oral history”或“reminiscence”为要害字查询预定，并到馆内直接翻看这些清稿与档案的原件。以何廉档案为例，除掉其自传，其档案共有两大箧：中有一册1946年的英文清稿《战后第一期我国经济建造五年方案》（First Five-Year Program for China’s Postwar Economic Development）、一册1946年的中文装订稿《物资建造五年计画草案（概要）》（上印“极秘要”）、两张何廉受访时的相片、何廉讣告报纸、以及何廉打印或手写的多通函件。

  这批口述史的列传与档案自上世纪起已为国内学者留意，杨天石（1998）、王成志（2007）等学者已有具体的介绍，本文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韦慕庭与何廉本来方案采访的名单更长，实践进行采访的也不止此十六人，但其他的并未终究完结，其间原因还待调查。韦慕庭曾在私家函件中向人介绍：有时受访者所说过分离谱，屡正屡偏，拜访就必须停止，这或许是抛弃一些访谈的原因。别的，宋子文的访谈也不见踪影，或有当事人秘要考虑，亦未可知。

  此次口述史收拾的担任人之一哥大东亚图书馆档案员黄颖文女士（Yingwen Huang）向笔者介绍，本来当日哥大口述史研讨刚刚起步，还没有保存原始录音文件的习气，录音磁带常常抹掉再做他用。偏偏韦慕庭教授独具远见，特意为每位受访者保存了一些采访时的录音。在1967年的一通致斯坦福大学Michel Oksenberg教授的函件中，韦慕庭介绍他做口述史的办法，说到“咱们为每位作者（传主）保存一份录音认为声响样本，此外并不保存磁带”[2]。这样，才有了咱们今日能听到的声响。

  五年前笔者初到哥大，到图书馆看宝物之余，尝问询图书馆员是否有我国口述史的录音，馆员一头雾水，记载阙如，答曰亡有。后来相识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Chengzhi Wang），才知道本来哥大既是老迈学府，积藏深沉，而经年历久，办理疏慢，这些磁带一向堆积仓库，数十年来乏人问津。收拾口述史材料要专业人才全职作业，且耗资巨大。数年前黄女士任职哥大图书馆，开端专门收拾我国口述史的相关文件，从头重视这些录音带。会2019年哥大取得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一项赞助，全面将校内各馆旧藏声响及印象文件数字化保存，我国口述史的录音带这才重见天日，大放异彩。

  到本年（2020）五月，我国口述史工程中统共有十人的录音数字化完结，发布在哥大数字图书馆网站（），咱们按录音时代简介如下。除了少量出名人物仍惯用老式拼音外，大部分受访者材料可用汉语拼音或简体汉字进行检索。一些人物的音频已向全球无约束揭露，可免费下载进行研讨；另一部分人物的音频因版权约束，只允许到馆当场运用，而现在疫情期间特许哥大教工、学生、校友网上运用，未来或有改变。

  4. 李书华(Shu-Hua Li)，1961，汉语，1段， 25.0分钟，无约束揭露（别有9段现误置于李宗仁名下）；

  这些录音每段长至一个钟头，短至十数分钟，应为当日屡次录音天然长度。收拾过程中技能人员先将录音带转成数码，然后交予图书馆档案员进行辨认声属阿谁。现在发布的一切十人录音，虽逾半世纪之久，而声响清楚动听，字字可辨。由于收拾作业刚刚完结大端，现在的录音偶有错置在他人名下的，图书馆正在改正。黄女士而且奉告，图书馆还在持续听辨收拾录音内容，将来会供给更具体的每段内容概要。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口述史中剩下六位受访者的录音此次未能发现，不过哥大图书馆要扔东西甚不容易，录音带料应尚在馆内，咱们亦可等待它们未来得到恰当的收拾。

  我国口述史的文字清稿曩昔有部分曾以影印或翻译的方式在我国各地区出书，此次新收拾的口述史录音非仅仅相同内容的别一版别罢了，乃具有极端严重的学术含义。

  首要，口述史录音文件能够补足文字列传，使“口述史”从头完好起来。“口述史”之为“口述史”，并不仅仅写列传的草稿罢了，受访者讲话缓急、举动态躁，都是重要的内容与信息，一起构建语义，而且是解说“史”的布景——这些是文字列传不管如何不能彻底留存与转译的。哥大我国口述史展开于口述史学初起阶段，观念与技能并不齐备，终究落为列传方式，尽管弥足宝贵，究竟失去了“口述”的许多重要性质。此番我国口述史录音重见天日，难能可贵，将这样一部重要的“口述史”从头补足，透过口述音频追想前辈风貌，并玩味其口述背面之或许心态特征，可使这些史料更增价值。

  运用这些录音，学者或亦可比照反省通行汉译著列传的阙漏。举例来说，国内风行一时的唐德刚著《李宗仁回想录》（广西人民出书社，1980）与《顾维钧回想录》（中华书局，2013）虽译自他参加拜访的哥大我国口述史，但唐氏著史多有主意，现在咱们可借完好的顾维钧录音作一对照。何廉的根本汉文史料《何廉回想录》（我国文史出书社，1988）亦从哥大我国口述史译出，但并非全本，往后学者既能直接运用录音及传稿，料能大大推动何廉相关研讨。

  其次，我国口述史的录音，可说是“口述史学”和“口述史学史”的重要教本。咱们咱们都知道，口述史的采访是一门学识。在眼前有过的一切我国人口述史中，哥大我国口述史的受访者尤显特别：他们绝大多数占有过我国权利津要，知晓要害隐秘，而社会联系深沉——要这些人物吐露情伪，谈何容易？哥大口述史的采访者大多训练有素，又与受访者多有素交，此次发布的录音中即可清楚地听到他们充溢技巧的拜访，可说是我国人口述史上适当有含义的事例。

  哥大我国口述史工程中奉献卓钜的采访者是史学家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1926-1982）。夏氏乃上海旧家，夏连荫祖父夏瑞芳（1871-1914）是商务印书馆的兴办者之一，父亲夏鹏（1896-1976）亦是沪上名人，夏连荫与多位我国口述史的受访人本来就知道。夏连荫入读哥大，系韦慕庭的高足，她英语精熟，谈吐高雅，在上述十份录音中，她掌管拜访了孔祥熙、王正廷、陈光甫、左舜生、顾维钧（部分）统共五位。笔者能从录音中感到，夏氏访谈时总如同家人叔姪谈天一般，受访者心情舒畅，而夏连荫引导论题甚有技巧。对上海老乡陈光甫，夏连荫全以上海话拜访。山西人孔祥熙自道少时脾气欠好，夏连荫立刻笑道：“孔先生是有名的和气，对人很好！……孔先生是客气了！”我国青年首左舜生答问有点挤牙膏，夏连荫好像预备了许多材料文献在手边，常抛出问题引导方向。大交际家顾维钧夸夸其谈，夏连荫则很少插嘴，任他侃。张发奎录音虽未得见，但从其承受夏连荫四百余次访谈来看，状况当亦相似。如此种种，在各访谈录音中地点皆是，今日我国有志于口述史学以及口述史学史的学者，必能借这些录音大窥堂奥。

  1958年，当韦慕庭与何廉在纽约开端我国口述史录音的时分，伦敦正演出大戏剧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新作《克拉普终究的录音带》（Krapp’s Last Tape）。那时节录音磁带仍是新鲜玩意，贝克特借它讨论人类存在的问题，而哥大我国口述史项目却仰赖这古旧的录音磁带，给咱们记载下生动的前史。哥大我国口述史项目是前史上了不得的史学工程，当日进行的艰苦，今日很难幻想。韦慕庭曾总结说，哥大我国口述史采访九年间共花费约20万美金，期间组织人事烦难，端赖整体哥大史学家的一起努力，方克完结[2]。今日笔者听到前人这些南腔北调的英语与汉语，殊觉旷代而慨，亲热十分，真要感谢哥大两代史学家的眼光、胸襟、与苦功，而哥大我国口述史工程，也实实在在是中美民间沟通之难忘的一页。

  [1] 王成志. (2007). 前史瑰宝：哥伦比亚大学我国口述前史研讨资源.图书资讯学刊，5(1&2), 91-105.